编者按：人类的历史有30万年。如果要对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上半阶段是占据了95%时间，干最少的活就能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时代；下半阶段则是大部分人要为了生活日夜操劳的匮乏时代。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的后匮乏时代？这就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来自编译，篇幅关系，我们分三部分刊出，此为第一部分。
划重点：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重新珍视空闲时间胜过金钱
狩猎采集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
掌握了火帮助人类获得了极大的空闲时间
人类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一、解决气候危机的理论危机
我们对自身的悲剧本质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把气候变化失控的时代叫做“人类世”，这个词已经告诉了你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人类显然是贪得无厌的消费机器；我们正在吞噬着整个生物圈。这个词似乎表明，全球经济的无情扩张（是化石燃料的开采与燃烧使之成为可能）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 DNA 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试图扭转全球变暖的进程很可能是白费力气。但是，没完没了的经济增长真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吗？
在人类历史最长的一段时期里，人类一直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我们既没有经历过经济增长，也不担心经济增长的缺席。我们不需要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如果说我们有的话，我们的本性，就是干最少的活来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
这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 的核心主张，他在书中问道，我们还能不能学会像祖先那样生活——也就是说，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他踏上人类存在的300个千年之旅。
一路上，苏兹曼充分借鉴了自己学到的东西。自 1990 年代以来，苏兹曼就跟纳米比亚东部的布须曼人（Ju/'hoansi，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一起生活，并撰写相关论文。布须曼人是全球仅存的少数狩猎采集者之一，尽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布须曼人用传统的方式觅食。
在《工作》这本书里，苏兹曼不怎么提到的是他曾在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担任企业公民总监，后来又担任了该公司的全球公共事务总监。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是2007年。大概在同期，为了让戴比尔斯可以进行采矿作业，博茨瓦纳政府把布须曼人驱逐出喀拉哈里沙漠，此举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作为回应，该公司把一个矿床的所有权卖给了竞争对手GemDiamonds。2014年，GemDiamonds曾在布须曼人之前的一个狩猎地开设过一座矿山。公司后来关闭了这座矿场，2019年又把矿场卖掉，据报道，该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1.7亿美元。
苏兹曼在戴比尔斯的工作——这家公司花费巨资在广告上说服世界的中产阶级，作为最常见的宝石之一的钻石，实际上是最稀缺的——可能仍然给《工作》留下了印记。苏兹曼解释说，他的事业“主要目的”是“放松稀缺经济学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从而“减少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相应和不可持续的关注。” 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干预，尽管它揭示了当代经济学和人类学作为思考我们这个气候紧急情况时代的指南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苏兹曼与De Beers的雇佣关系也许还是会给《工作》这本书留下了印记。毕竟，尽管钻石是一种最常见的宝石，但这家公司曾投入巨资做广告宣传，让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相信钻石是最稀缺的宝石之一。苏兹曼解析道，他的事业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稀缺经济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从而消除我们对相应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关注”。 但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揭示出以当代经济学与人类学作为思考气候危机时代的指南所存在的限制。
二、我们的祖先过的是理想生活
在30万年的历史里，人类有95%的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吃的是水果、蔬菜、坚果、昆虫、鱼以及一些野味。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大家基本上算是想当然地认为，对于我们祖先以及剩下那些像他们一样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来说，活着就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活动。苏兹曼解释说，近代的那些狩猎采集者似乎“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并饱受饥饿的折磨”。
对采集狩猎者生活的这种贬损得到了西方旅行叙事题材小说以及民族志研究的广泛的支持。探险家们把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看作是活化石，也就是早期时代的上古神器。但在现实当中，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设法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生存。跟殖民帝国以及后殖民国家一样，农业区的不断扩大猛然将大多数的狩猎采集者逐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家园，迫使他们进入到更边缘的地区。西方的报道让大家误以为，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难民，他们的生活就像他祖先自古以来的生活一样，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往往要比祖先艰难得多。
也有一群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样，为往往充满蔑视的主流观点提供了一个跟现实吻合的替代方案。比方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就认为，狩猎采集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不是我们不堪回首的起源故事。20世纪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通过证明狩猎采集人拥有复杂且充满智慧的文化，从而反驳了种族主义的人类进化阶段论。这些思想家是苏兹曼观点的重要先驱，但是在《工作》这本书里面，他却将他们的想法束之高阁。
相反，苏兹曼关注的是相对较近的 “狩猎之人”（Man the Hunter）。在196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等共同组织的这场会议上，标志着人类学家对作为经济参与者的狩猎采集人的看法有了决定性的转变，而也这正是苏兹曼想强调的一点。李一直对非洲南部叫做！Kung的布须曼人做研究。李证明了！Kung只是 “稍微下了点功夫”去弄到食物，从而拥有比西方先进工业社会的人更多的 “自由时间”。他认为，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大概都是这样的。
该发现的潜台词之一，是对于李的同事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谓“石器时代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的看法都是错的。通过利用现代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已经证实李和萨林斯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可能低估了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对于早期人骨的化学分析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早期人类并不是一直都徘徊在饥饿的边缘。相反，尽管只有少量石器和木器，他们吃得仍相当不错。那究竟是什么让早期人类过得如此相对轻松舒适呢？苏兹曼解释说，早期历史的转折点在于人类学会了对火的使用。这让早期人类有了“近乎无限的能量供应”，从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三、火的革命
火让食物变得容易消化，猛犸象或者一堆胡萝卜如果是烤着吃的话，烤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卡路里量要远高于生食。有能力获得这些额外的卡路里让人类在进化上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有优势。黑猩猩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觅食了，而早期人类每天只需要几个小时去找吃的就能获取所需的热量。
掌握了火因此帮助人类获得了极大的空闲时间。苏兹曼认为，正是因为空闲时间的增加，所以有了之后人类文化的进化。在闲暇之余，人们可以长时间跟他人一起玩耍，从而帮助语言、叙事与艺术的发展。此外，人类也有了要照顾那些“太老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这种特征没有多少其他物种能具备。
火的使用也通过另外的方式帮助我们成为更有社会性的生物。最近出土的证据表明，早期人类并不像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终其一生都是在一个小群体之中生活。当食物相对匮乏时，大家会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从而保证食物更容易获取。相比之下，当食物充足时，早期人类就会大量聚集一起，形成某种社会形态，尽管是暂时的。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那里，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个由洞穴与巨石组成的大型复合体。石阵经历了很多次的建设与重新掩埋，最早要追溯到1万年前，比农业社会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很多。
种种发现为一个令人惊讶的论点提供了支撑，这个观点将颠覆我们对过去人类深度历史的所有看法。狩猎采集者并没有“饱受系统性膳食性缺乏之苦”，也不是干到累得要死也得不到可持续的安全感。相反，他们的后代，也就是农业时期的人类才有这样的遭遇。用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来说，跟狩猎者相比，农民的生活方式“肮脏、野蛮且短暂”。就像苏兹曼所解释的那样，对于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各自的命运，我们这种理解上的变化，导致人类掌握了火之后（苏兹曼的看法）三个重大转变——农业、城市和工厂变得更难以解释。这些东西的出现现在不能当作人类摆脱经济贫困的进步故事来讲了。
四、错误的稀缺性假设
要想知道为什么有关人类起源的辩论这么重要，你只需要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页。第一页你就能看见关于“稀缺性的假设”，也就是人类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理论。每当你打开银行app，发现里面的钱只能负担起你放在网上购物车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时，你就能体验到这个原则的真实性。这就会导致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算计。为了拥有这个，你必须放弃那个。
经济学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在稀缺性限制下我们的选择方式是如何促进生产能力的分配的。经济效率的每一次提高都能稍微放松一下这些限制，以便我们当中的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稍微多满足一点自己的欲望，同时又不会剥夺他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在全球的穷人实现基本的经济保障水平之前，为什么少数富人却能够满足自己的众多奇思妙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界。但经济学家向我们保证，不管怎样，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唯一的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就是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经济学家之所以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经济扩张的长篇故事的原因，好像作为人类，我们的任务始终都是要挣扎摆脱贫穷，获得更多的东西。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会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产生巨大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福祉的生态威胁，比如过度砍伐及捕鱼等。如果应对这些威胁意味着少做一点的话，那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种制约只能表现为一种退化，必遭人性的反抗。
对人性的这种解释支撑着标准的经济学观点，苏兹曼掌握的人类学证据正好可以让他反驳这种观点。在现实当中，稀缺性的假设只适用于人类存在的特定时期。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都认为自身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家庭围绕着满足这些需求进行分工，活干完之后，人类就收工了。
当人们发现自己拥有大量的东西时，他们往往不会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为经济扩张服务的，而是用来举办大型聚会，就像在哥贝克力石阵发生的事情那样。在许多文化当中，在节日赠送甚至仪式性地毁掉自己的财产，是展示自己财富的常见方式。世界各地的人还在把微薄的收入花在精心策划的婚礼和葬礼上面，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种反常。
对苏兹曼来说，人类学对我们的前稀缺时代的洞察为经济学的后稀缺传统提供了支撑，他把这个跟凯恩斯的工作进行了关联。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应该搞赤字支出，而不是平衡预算。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凯恩斯不仅希望能够稳定西方经济，还希望超越这个，进入到后稀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类意识里基本上已经没有经济困扰这个东西了。凯恩斯断言，要想考虑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的话，经济学家就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本质。
五、人类的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如果你打算靠问大家偏爱什么来弄清楚为什么自己想要那些东西的话，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嘲笑你到无地自容。就像苏兹曼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没那么草率。他对人类欲望本质的洞察具备了人类学的精明。他把欲望分为两种类型，他称之为 “绝对”的需求（"absolute" needs）与 “相对”的欲求（"relative" wants）。比方说，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绝对的需要也许包括洁净水、公寓、运动服公交车卡等。而相对的欲求指的是那些有社会地位含义的东西，如奢侈品和常青藤教育等。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上层人士，就像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水平一样。跟基于社会地位的欲求无止境不同，绝对需要是有限的。
事实上，历史悠久的技术进步已经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满足绝对需要成为可能：手段越来越辉煌，需要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少。凯恩斯预言，到了他孙子的那一代，我们就将拥有很多的建筑、机器与丰富的技能，足以克服任何真正的资源匮乏，从而满足我们的需要。（包括像21世纪对智能手机这样的新需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欲求可能仍未得到满足。但在凯恩斯看来，欲求主要是对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对财产的渴望。就算你给每人一双古驰休闲鞋也没用，因为一旦人人都穿古驰的话，那就没法成为地位的象征了。只有减少不平等的程度才能缓解整个社会对地位的焦虑，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相对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凯恩斯认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绝对需要得到满足，大家就会那么沮丧，也不用那么卖力了。相反，人们会把多余的精力放到各种“非经济目的”上。凯恩斯继续指出，在未来的后稀缺社会里，大家也许会非常享受工作，而且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就行了。
在苏兹曼看来，凯恩斯对未来工作时长的看法纯属偶得。苏兹曼指出，凯恩斯“首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研究不过是新兴的社会人类学里面的冰山一角。直到凯恩斯去世2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才了解到，在历史大部分的时间里，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人类其实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左右。凯恩斯对未来后稀缺时代的愿景，其实更像是前稀缺历史的复苏。人类的“根本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六、经济增长的目的是维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
2017年，苏兹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原始富足》（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一旦日常工作对我们的身份不那么重要之后，我们可以向狩猎采集者的祖先那里学些什么？
他的续作《工作》这本书的关注重点正好相反。尽管内心告诉我们工作没必要那么努力，但为什么我们还是牢牢抓住自己基于工作的身份不放？在凯恩斯打比方的孙辈（他没有直系后裔）长大，变老，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很久，我们还是得继续长时间的工作，我们消耗的东西越来越多，给生物圈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显然，苏兹曼写道：“人类，还没有准备好申领共同的养老金。”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换取更多的空闲时间呢？
《小康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作品，这是他在1958年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他为上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他提出，有人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把相对的欲求当作绝对的需求，凯恩斯低估了我们被操纵的程度。通过广告的手段，像德比尔斯这样的公司在我们身上制造出我们之前没有过的欲望，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就得买他们的产品。由于我们买像钻石这样的高价物品主要是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你得“赶上琼斯家”（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比别人比阔）——可一旦有太多的人都有了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失去神秘感。然后，新的、更难得到的宝石必定会取代已经旧的、已经失去光泽的宝石。
加尔布雷思在1950年代写道，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非理性的、无限度的生产观，原因很清楚：重点其实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不管怎样，大多数其实都是制造出来的欲求），而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换句话来说，扩大生产起到了干扰的作用，这样大家就不那么关注经济再分配这个棘手的问题了。只要人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我们就不会那么关心谁比谁得多的事情了。
但在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加尔布雷思的解释不再站得住脚。就像苏兹曼的解释那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 “大脱钩”的现象，也就是富人的收入增长出了加速度，但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却急剧放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本该引起对富裕国家无限制增长政治的质疑，可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并没有缩短——事实上，美国的反而延长了。
苏兹曼借鉴了一位同行的工作作为加尔布雷思的补充。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这本书中，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详细介绍了充斥在经济当中的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那些整天按按钮，勾选复选框的人，各种各样的应声虫，这些并不能给经济带来真正价值。可是，格雷伯提出，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淘汰这类工作，反而似乎播撒到每一个角落。格雷伯猜测，狗屁工作的扩张是经济金融化的间接后果。随着经济变得更注重抽佣而不是新的生产，社会看起来更像是新封建主义（neo-feudal）而不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精英雇佣了一堆没有用的下属，以展示他们财富。
对于这种为了提供就业而安排的工作（make-work）的非理性形式为什么会在经济当作扩散，苏兹曼有自己的答案，不过他是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的。他认为，自农业革命以来，我们之所以即便已经不需要工作也仍继续工作，是因为宇宙的自然法则使然。这个答案非常奇怪，因为它是从生命本身的背景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最近趋势。基本上，苏兹曼的观点认为，就像对其他所有生物所做的设定那样，大自然也给我们设好了程序，通过把体内剩余的能量消耗出去来处理剩余能量。由于精力过于充沛，但有没什么可做的，我们就通过工作来释放在内心积聚的紧张情绪。
七、生命的目的是死亡
苏兹曼得出这个结论似乎是通过这个论据：既然不多干而把时间花在追求快乐上（比如跟朋友呆在一起，做饭吃饭，唱歌睡觉）是人类的天性，那既然我们现在并没这么做的话，一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促使我们去干活，直到精疲力竭，而不是把过剩的精力用来追求快乐。在苏兹曼看来，这种更深层次的机制最终必定是处在生物学本身这个层面上。
在一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对死亡冲动的描述的文字里，苏兹曼推测“生物系统”很可能同样是自发涌现的，因为“它们在耗散热能的效率方面比很多无机形式都要高。”事实证明，生命体就是一个创造熵，或者制造无序的省力装置，被物理系统用来加速宇宙的热寂。苏兹曼认为，生命更深层次的目的，也就是作为“熵，洛基（The Trickster God，欺诈之神）”的工具，正在以我们才刚开始理解的多种方式呈现出来。
比方说，自从达尔文做了研究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雄性孔雀那华丽的尾羽是为了争夺配偶的而进化出来的结果。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羽毛更漂亮的鸟类在跟和羽毛没那么好看的同类竞争时，并没有取得交配优势。苏兹曼断言，像孔雀尾巴这种耗能高的进化特征，除了为了消除能量过剩而“消耗能量”以外，别无他用。富足滋生卖弄。
在苏兹曼看来，人类生活也体现了同样的原理。人们在某些地质层中发现了大量的 “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我们的祖先显然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用力敲岩石，直到把一头削尖。早期人类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各地制造并丢弃了大量这样的工具。问题是，作为手斧来说，阿舍利手斧其实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根据荷兰人类学家雷蒙德·科比（Raymond Corbey）与人合著的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苏兹曼认为，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样，这些斧头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生命的机理对我们的程序设定就是这样，跟孔雀一样，当我们“精力过剩”时，我们就"按照墒之定律，去干活，把它给消耗掉"。
苏兹曼继续道，在农业的起源，以及后来“城镇与城市”的建设中，同样的熵定律也在发挥作用。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时候就不要再工作的人性，已经被要我们干到死的更深层的天性覆盖掉了？
苏兹曼认为，就像弗洛伊德的“爱神”（生的本能）与“死神”（死的本能）之争一样，这两个定律也在争夺在我们内心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一方面，技术突破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的生产自动化，从而让大多数人都不再需要工作。这就是我们人性的一面，有突破到凯恩斯所谓的后稀缺社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当今人类社会的政府还是像近代史的任何时候那样，仍对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念念不忘。”这种执念体现出了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可能会通过制造气候失控来毁灭人类。
八、后稀缺时代为什么没有到来？
有个问题令苏兹曼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未到达凯恩斯的后稀缺未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整整两代的经济学家。苏兹曼的回答尽管很有启发性，但到头来并不能令人满意。所有的生命可能都得遵从熵的旨意，去消耗掉剩余的能量，但人类肯定可以找到其他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人们可以围绕着举行聚会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充当晚期资本主义工作机器的齿轮。但是社会之所以维持现状，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们最好从凯恩斯本人身上寻找答案。凯恩斯远没把一周工作15个小时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进化结果。在写完关于他的孙辈的可能性的论文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解释那些阻碍人类到达后稀缺未来的力量上。
凯恩斯认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速度已经没法维持对劳动力的高需求，这种现象被他的弟子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称为“长期性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凯恩斯说，在我们生产出的建筑、机器和设备还远未能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之前，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就已经低于能抵消给私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所需的水平。换句话说，在我们远未到达后稀缺时代之前，资本主义繁荣的引擎就开始失控了。其结果不是人人都不用工作那么多了，而是很多人都不能充分就业，而剩下的又工作过度。
鉴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就一直在下降，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认同凯恩斯的说法。由于到位的生产能力已经那么多了，购买新工厂与设备的回报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私人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对经济扩张投资，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平均失业率上升。
各国政府面临让停滞不前的经济重回正轨的巨大压力。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率，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大支出、放松经济管制、减税等举措来吸引私人投资者加大投资。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低质量工作的数量，并导致不平等加剧，可对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引擎却几乎没什么作用。
凯恩斯认为，停滞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终点，有这种想法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但跟其他的悲观科学实践者不同的是，跟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凯恩斯把停滞看作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场悲剧。穆勒在19世纪40年代曾预期经济增长会结束。他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类的日夜操劳呢？这是要打上问号的。” 一旦私人投资的洪流变成涓涓溪流，穆勒称之为进入“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时，社会也许就会开始利用自身的财富来改善普通大众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并转变所有权结构，创造合作经济。
凯恩斯一度被误传，说他主张在出现停滞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让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其实恰恰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所指出那样，凯恩斯承袭了穆勒的传统，自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他设想在经济停滞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公共投资，从而取代私人投资成为稳定经济的主要动力。这种公共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是通过直接提供公共产品来改善社会。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