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万物原理同行

 本文摘自《万物原理》，作者：【美】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著，36氪经授权发布。

人的一生中，脑海里可以产生多少想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切克在《万物原理》一书中给到一个答案：10亿次。10亿次灵光闪现的想法，有多少会被付诸行动，我们暂不探讨，今天想着重探讨一下从想法到行动的中间环节：决策。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歇地面临大大小小的决策，有的决策可以凭借直觉和惯性决定，即使出现失误，结果也无伤大雅，但有些决策至关重要，需要谨慎决定。作为一个理性与感性糅杂的复杂生物体，在决策过程中，我们总免不了受到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比如情面，比较，偏见，经验等等。如何提高决策的正确性，以下三种思维可以给到一些参考答案。

一、 浑球儿思维

决策的一大难题是情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顾及他人的情面，在应该行动的时候犹豫不决。可有一类人，他们丝毫不受情面影响，朝着自己的目标坚定行动，看起来甚至有些浑球儿。早些年，巴菲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孩子遇到车祸，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头也没抬，第二天才想起来去看看情况。被他收购的公司的创始人，希望保留极少一部分股权作为家族纪念，也被巴菲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同样有浑球儿那一面的，还有谷歌的创始人拉里·佩奇。2001年，他不顾其他高管反对，他当着 130 多位同事的面，直接宣布炒了所有项目经理的鱿鱼，事先完全没有任何通知。

为了更好地理解浑球儿思维，我们先要了解大脑内部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制。几十年前，认知神经科学家迈克尔·加扎尼加思考了一个问题：“假如我们的大脑拥有各个独立运作的系统，这是不是意味着大脑有统一的意识？”通过长期研究，加扎尼加终于发现，大脑接收的外部信息是非连续的碎片，就像一张张独立的图片一样。那连贯的意识是怎么形成的呢？加扎尼加的研究指出，人的左脑中有一个叙述系统，他把这个系统命名为“诠释者”。

“诠释者”会编造故事，把碎片信息组成有逻辑的故事。就像把图片连续播放，变成电影一样。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让故事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它还可能篡改事实，强加不存在的因果联系。因此，大脑里的统一意识都是经过“诠释者”艺术加工过后的剧本。绝大多数人都毫无觉察地被这个“诠释者”支配着。我们的意识和感觉其实是大脑加工后的“错觉”。正因为如此，往往越聪明的人、 越觉得能理解这个世界的人，越容易自欺欺人。但是，有浑球儿思维的人并不屈服于“诠释者”安排好的剧本。

浑球儿们不欺骗自己，做事不管不顾，敢于死磕，没心没肺。得益于这些看似很没道理的缺点，他们反而拥有了某种“超级理性”。可以说，浑球儿思维拥有大脑的“先天免疫能力”。具体来说，“浑球儿思维”包括以下 6个特点：

① 不维护自己的正确：乔布斯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出了名的反复无常。在公司开会时， 乔布斯经常骂别人的想法一无是处。有的想法即使被他否定了，如果 他后来认为那个想法的确很好，仍然会采用它，绝对不会维护自己的权威和正确。

② 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拿巴菲特来说，他认为他投资生涯最重要的财富，也是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内部计分卡，也就是自己给自己的打分。与之对应的外部计分卡，是外界给你的打分。我们不是不需要评价反馈，而是要弄清楚应该把哪个评价作为自我挑战的准则。巴菲特认为，比起听从外界，听从自己的内心更重要。

③ 不受制于他人的情感波动：这并不是说浑球儿们自己的情感不会波动，而是说浑球儿们不容易受他人的情感波动影响，这也是优秀运动员必须具备的素质。韩国著名围棋选手李昌镐有个绰号叫“石佛”，就是说他下棋的时候面无表情。在一次比赛上，记者给李昌镐拍了 一百多张照片，洗出来一看，他都是一个表情。

④ 不忌讳残忍的坦诚：极度坦诚是一种效率最高的沟通方式，虽然经常很残忍。达利欧就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事上面，所以他就在桥水基金内部建立了“极度坦诚、极度透明”的企业文化。

⑤ 不同情自己的遭遇：浑球儿几乎不会有自怨自艾的情绪，这令他们在困境中仍能保持极度乐观。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在遭遇了一次火箭坠毁后，一群人在酒吧借酒消愁，虽然马斯克也为财务状况担忧，但他还是表现得非常乐观，确立了新的目标—— 6 个月后重新发射火箭。

⑥ 永远追寻伟大的意义：这是有浑球儿思维的人和真正的浑球儿最大的区别。正如爱默生所说：“对于一心向着目标前进的人，全世界都会为他让路。”《硅谷钢铁侠》的作者阿什利·万斯曾经评价马斯克，我觉得那是对有浑球儿思维的人很好的一段描写。他写道：

马斯克是有情有义之人，他以一种史诗般的方式呈现喜怒哀乐，他感受最深刻的是自己改变人类命运的使命。因此，他难以意识到他人的强烈情绪，以致他富有人情味的一面会被掩盖，令他显得冷酷无情，不会顾及个体的想法和需求。但很可能只有这种人，才能将太空网络的奇思妙想变成现实。

二 、 第一性原理

2014年，埃隆·马斯克在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毕业演讲上，留下了一场5分钟的精彩分享，他将自己对工作和人生的思考总结为五个要点，其中一点说到了他的决策方式：

不要人云亦云去追赶趋势潮流，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讲，不要用类比去论证，而是通过最本质的元素去推论。这样你才能分辨出哪些是你应该做的，哪些只是在跟随别人的脚步。当然这很难，但是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在公众面前提及他极力推崇的思维框架：第一性原理。此前在 TED 的采访中，马斯克对这个概念给到过更具体地解释，他说：“有一种好的思维框架，那是物理学的东西，有点儿像第一原理推理，第一性原理的思考方式是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我们运用第一性原理思维而不是比较思维去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倾向于比较别人已经做过了或者正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也去做。这样思考决策产生的结果是只能产生细小的迭代发展。第一性原理思 维的思考方式是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方法，也就是说一层层剥开事物的表象，看到里面的本质，然后再从本质一层层往上走。这要消耗大量的脑力。”

第一性原理如何在实际决策中发挥作用？以马斯克的真空胶囊高铁为例，如果用比较思维或者经验思维设计新型火车产品，多数人的想法是在现有的功能上做提升，让动力更强劲，流体力学更好。但是如果用第一性原理分析产品需求，就要回到运输工具的本质目的：将较多的货物从A点运输到B点，这才是最初制造火车等运输工具的目的，并非一定要用牵引力才能实现升级。在第一性原理的支撑下，马斯克提出采用磁悬浮加低真空的模式，打造真空胶囊高铁。

马斯克在采访中还举过一个例子：特斯拉研制电动汽车期间，曾遇到一个难题：电池成本居高不下。当时储能电池的市场价格是每千瓦时600美元，这个市场价格很稳定，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但是马斯克从第一性原理角度进行思考：电池组到底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这些电池原料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如果我们购买这些原材料然后组合成电池，需要多少钱？这个答案是，每千瓦时只需要80美元。从最本质出发，研究电池都是由什么材料组成，再推算这些原材料加在一起的价格，从而得到电池的最低价格，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马斯克让电动车的商业化成为可能。多数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这件事情的现有情况是既定事实，我无法改变，但是马斯克的想法是，如果这件事在物理层面行得通，那么我也能做成。

从物理学角度看世界，看待具体决策，可以从事物的本质出发，不被过往的经验所束缚，也避免和周边的同类事物过度类比，可以透过重重的迷雾，最快速的看到事物的本质，这是马斯克的决策逻辑。透过物理学的基础理论看世界，除了马斯克，还有一位学者也是如此，他就是开篇时我们提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切克教授。

维尔切克教授在撰写《万物原理》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从16世纪中叶到现在，在空间上，人类的探索从太阳系扩展到了星系、星云和整个宇宙；从伽利略几厘米大的滚球聚焦到了小于10-15米的基本粒子。 在时间上，人类既能描述130亿年宇宙的演化，也能追踪寿命只有10-22秒的希格斯粒子。 最后，人类发现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只是由少数非常简单的基本粒子构成，按照少数基本的物理规律运行，而这些最基本的规律不仅解释了宇宙的运行规律，还揭示或者提醒了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思考万事万物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

马斯克曾经给予物理学一个极高的评价，他说：“物理学的基础理论是最有用的。物理学的思维框架是迄今为止最有用的框架”。宇宙是如何运行的？万物的原理究竟是什么？了解这些问题不仅是满足对于世界的好奇，更是从对物理世界的研究中学到万物运行最基本的道理，包括我们自己。

三、灰度认知，黑白决策

大脑从获取信息到采取行动，需要经过感知—认知—决策—行动这四个步骤。直觉思维做决策时，往往会跳过中间两个步骤，直接从感知到行动。反过来看，如果要做好决策，认知和决策这两个环节就显得至关重要。

我们都知道，灰色处于白色和黑色之间，当我们想要准确描述它时，需要给它加上一个百分比。灰度认知说的便是在评估选项的阶段，先不要急于做非黑即白的判断，保持一定的灰度，这个灰度最好有一个数值。相反，黑白决策就是说我们在形成最终决策时必须有一个黑白分明的选择，不能模棱两可。但在现实中，我们恰恰容易把两者混淆，在认知环节非黑即白，在决策环节犹豫不决。

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它能帮助你深入理解在认知和决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铜价下跌得很厉害。加拿大因迈特矿业公司下属的一个位于美国的铜矿经营困难，总公司想将其关闭，但也面临来自多方的阻力。这个有超过 1 000 名矿工的铜矿几乎是当地唯一的企业，若将其关闭，无疑会给当地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另外， 关闭铜矿意味着当地管理团队承认决策失误，为保全名声，他们也不愿意那样做。除了关闭铜矿，这家矿业公司其实还有另外两个选择：一是不在 本地炼矿，把矿石运到加拿大，用新式熔炉提炼；二是继续向北挖矿， 因为这个铜矿的北部可能还有很多矿藏。

公司高管倾向于关闭铜矿，矿区经理则认为应该继续经营，各方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几个小时仍毫无进展，大家都很沮丧。关闭铜矿面临的阻力，一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诸多难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摆在眼前的选择各有利弊，很难一下子厘清。这时，一个名叫马丁的小伙子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选择必须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成为正确答案？”这个小伙子是矿业公司请来的，来自一家专业咨询公司，他敏锐地发现大家在讨论选项的时候都犯了一个错误，每个人都急于证明自己的选项是最好的，并试图说服对方。事实上，讨论就是一个 对事物形成认知的过程，灰度认知需要人们全面评估各种选项的可 能性。如果每个人都固守自己的观点，反对别人的认知，而没有人像分析师一样真正思考每个方案的可行性、成本和收益，会议自然无法进行下去。

马丁提倡把每一种可能性都尽可能罗列出来，并对它们进行分析。这样就能理性地评估每个选项的优劣。事实上，一旦开始这样思考问题，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就会发生转变，因为它把我们从一场非黑即白的对错之争中拉回到对事实本身的判定上。换句话说，在认知阶段无须非黑即白，不要把讨论方案变成坚守立场的攻防战。当矿业公司的人员从“黑白认知”转为“灰度认知”时， 局面随即发生转变，三个方案的可行性变得一目了然：把矿石从海上 运往加拿大这个选项听起来不错，但一算账就会发现费用远超预期， 所以只能放弃；扩大矿区的选项也很有吸引力，但从技术的角度来看， 新旧矿脉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岩壁，打穿岩壁的成本过高，所以也不可行；到最后大家发现，尽管“关闭铜矿”的决定很艰难，但它是唯一可行的选项。

相对于灰度认知，黑白决策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要敢拍板，做出非黑即白的决定，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决策者是要为其他人负责的。就像在战场上打仗，指令必须清晰， 不得含糊。这就是领导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他承担的责任就是告诉伙伴们，这件事是做还是不做、什么时候做、投入多少资源。事实上，做好了灰度认知，黑白决策也就不是难题了。从桥水基金的决策方法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一群专业人士的意见加权远远比一个人的意见更可靠。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个专家意见团，在不确定的复杂决策面前，提高我们的胜率。

维尔切克教授在《万物原理》一书中说到这样一个观点：宇宙的时间极其丰富，在追溯到大爆炸的时间长度面前，我们人类的寿命顿时变得不值一提，然而一个人完整一生所包含的有意识的瞬间，远多于宇宙历史中包含的人类寿命的数量，我们被赋予了丰富的内在。

与宇宙的时间长河相比，我们人类存在的时间微不足道，但是我们的想法决策这些有意识的瞬间，赋予了这一生极大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生命反而极其丰富广袤。

“工作”的历史

 编者按：人类的历史有30万年。如果要对这段漫长的历史划分阶段的话，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上半阶段是占据了95%时间，干最少的活就能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的前匮乏时代；下半阶段则是大部分人要为了生活日夜操劳的匮乏时代。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的后匮乏时代？这就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想要回答的问题。本文是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来自编译，篇幅关系，我们分三部分刊出，此为第一部分。

划重点：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重新珍视空闲时间胜过金钱

狩猎采集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

掌握了火帮助人类获得了极大的空闲时间

人类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一、解决气候危机的理论危机

我们对自身的悲剧本质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把气候变化失控的时代叫做“人类世”，这个词已经告诉了你所需要了解的一切。人类显然是贪得无厌的消费机器；我们正在吞噬着整个生物圈。这个词似乎表明，全球经济的无情扩张（是化石燃料的开采与燃烧使之成为可能）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 DNA 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试图扭转全球变暖的进程很可能是白费力气。但是，没完没了的经济增长真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吗？

在人类历史最长的一段时期里，人类一直过着狩猎采集者的生活，我们既没有经历过经济增长，也不担心经济增长的缺席。我们不需要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如果说我们有的话，我们的本性，就是干最少的活来保证自己过上好生活。

这是南非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 (James Suzman) 的新书《工作：从石器时代到机器人时代的深度历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 的核心主张，他在书中问道，我们还能不能学会像祖先那样生活——也就是说，珍惜空闲时间胜过金钱。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他踏上人类存在的300个千年之旅。

一路上，苏兹曼充分借鉴了自己学到的东西。自 1990 年代以来，苏兹曼就跟纳米比亚东部的布须曼人（Ju/'hoansi，祖籍在非洲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一起生活，并撰写相关论文。布须曼人是全球仅存的少数狩猎采集者之一，尽管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布须曼人用传统的方式觅食。

在《工作》这本书里，苏兹曼不怎么提到的是他曾在钻石开采公司戴比尔斯（De Beers）担任企业公民总监，后来又担任了该公司的全球公共事务总监。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间是2007年。大概在同期，为了让戴比尔斯可以进行采矿作业，博茨瓦纳政府把布须曼人驱逐出喀拉哈里沙漠，此举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抗议，作为回应，该公司把一个矿床的所有权卖给了竞争对手GemDiamonds。2014年，GemDiamonds曾在布须曼人之前的一个狩猎地开设过一座矿山。公司后来关闭了这座矿场，2019年又把矿场卖掉，据报道，该公司在这个项目上损失了1.7亿美元。

苏兹曼在戴比尔斯的工作——这家公司花费巨资在广告上说服世界的中产阶级，作为最常见的宝石之一的钻石，实际上是最稀缺的——可能仍然给《工作》留下了印记。苏兹曼解释说，他的事业“主要目的”是“放松稀缺经济学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从而“减少我们对经济增长的相应和不可持续的关注。” 这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干预，尽管它揭示了当代经济学和人类学作为思考我们这个气候紧急情况时代的指南的局限性。

不管怎样，苏兹曼与De Beers的雇佣关系也许还是会给《工作》这本书留下了印记。毕竟，尽管钻石是一种最常见的宝石，但这家公司曾投入巨资做广告宣传，让全世界的中产阶级相信钻石是最稀缺的宝石之一。苏兹曼解析道，他的事业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稀缺经济对我们生活的束缚，从而消除我们对相应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的关注”。 但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干预，揭示出以当代经济学与人类学作为思考气候危机时代的指南所存在的限制。

二、我们的祖先过的是理想生活

在30万年的历史里，人类有95%的时间都是以狩猎采集为生，吃的是水果、蔬菜、坚果、昆虫、鱼以及一些野味。自从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大家基本上算是想当然地认为，对于我们祖先以及剩下那些像他们一样生活的狩猎采集者来说，活着就是一项需要全身心投入的活动。苏兹曼解释说，近代的那些狩猎采集者似乎“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并饱受饥饿的折磨”。

对采集狩猎者生活的这种贬损得到了西方旅行叙事题材小说以及民族志研究的广泛的支持。探险家们把当代的狩猎采集者看作是活化石，也就是早期时代的上古神器。但在现实当中，这些狩猎采集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是设法在不利的历史条件下生存。跟殖民帝国以及后殖民国家一样，农业区的不断扩大猛然将大多数的狩猎采集者逐出了自己长久以来的家园，迫使他们进入到更边缘的地区。西方的报道让大家误以为，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难民，他们的生活就像他祖先自古以来的生活一样，而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往往要比祖先艰难得多。

也有一群思想家的看法不一样，为往往充满蔑视的主流观点提供了一个跟现实吻合的替代方案。比方说，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就认为，狩猎采集是现代人无法实现的理想，而不是我们不堪回首的起源故事。20世纪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延续了这一传统。他们通过证明狩猎采集人拥有复杂且充满智慧的文化，从而反驳了种族主义的人类进化阶段论。这些思想家是苏兹曼观点的重要先驱，但是在《工作》这本书里面，他却将他们的想法束之高阁。

相反，苏兹曼关注的是相对较近的 “狩猎之人”（Man the Hunter）。在1966年由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等共同组织的这场会议上，标志着人类学家对作为经济参与者的狩猎采集人的看法有了决定性的转变，而也这正是苏兹曼想强调的一点。李一直对非洲南部叫做！Kung的布须曼人做研究。李证明了！Kung只是 “稍微下了点功夫”去弄到食物，从而拥有比西方先进工业社会的人更多的 “自由时间”。他认为，在历史上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大概都是这样的。

该发现的潜台词之一，是对于李的同事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谓“石器时代经济学”，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的看法都是错的。通过利用现代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家已经证实李和萨林斯基本上是正确的（尽管他们可能低估了狩猎采集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对于早期人骨的化学分析已经有力地证明了，早期人类并不是一直都徘徊在饥饿的边缘。相反，尽管只有少量石器和木器，他们吃得仍相当不错。那究竟是什么让早期人类过得如此相对轻松舒适呢？苏兹曼解释说，早期历史的转折点在于人类学会了对火的使用。这让早期人类有了“近乎无限的能量供应”，从而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三、火的革命

火让食物变得容易消化，猛犸象或者一堆胡萝卜如果是烤着吃的话，烤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卡路里量要远高于生食。有能力获得这些额外的卡路里让人类在进化上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有优势。黑猩猩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觅食了，而早期人类每天只需要几个小时去找吃的就能获取所需的热量。

掌握了火因此帮助人类获得了极大的空闲时间。苏兹曼认为，正是因为空闲时间的增加，所以有了之后人类文化的进化。在闲暇之余，人们可以长时间跟他人一起玩耍，从而帮助语言、叙事与艺术的发展。此外，人类也有了要照顾那些“太老无法养活自己的人”。这种特征没有多少其他物种能具备。

火的使用也通过另外的方式帮助我们成为更有社会性的生物。最近出土的证据表明，早期人类并不像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终其一生都是在一个小群体之中生活。当食物相对匮乏时，大家会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从而保证食物更容易获取。相比之下，当食物充足时，早期人类就会大量聚集一起，形成某种社会形态，尽管是暂时的。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那里，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个由洞穴与巨石组成的大型复合体。石阵经历了很多次的建设与重新掩埋，最早要追溯到1万年前，比农业社会出现的时间还要早很多。

种种发现为一个令人惊讶的论点提供了支撑，这个观点将颠覆我们对过去人类深度历史的所有看法。狩猎采集者并没有“饱受系统性膳食性缺乏之苦”，也不是干到累得要死也得不到可持续的安全感。相反，他们的后代，也就是农业时期的人类才有这样的遭遇。用托马斯·霍布斯的名言来说，跟狩猎者相比，农民的生活方式“肮脏、野蛮且短暂”。就像苏兹曼所解释的那样，对于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各自的命运，我们这种理解上的变化，导致人类掌握了火之后（苏兹曼的看法）三个重大转变——农业、城市和工厂变得更难以解释。这些东西的出现现在不能当作人类摆脱经济贫困的进步故事来讲了。

四、错误的稀缺性假设

要想知道为什么有关人类起源的辩论这么重要，你只需要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页。第一页你就能看见关于“稀缺性的假设”，也就是人类的需求与欲望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理论。每当你打开银行app，发现里面的钱只能负担起你放在网上购物车里面的一部分东西时，你就能体验到这个原则的真实性。这就会导致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算计。为了拥有这个，你必须放弃那个。

经济学的自我定位是研究在稀缺性限制下我们的选择方式是如何促进生产能力的分配的。经济效率的每一次提高都能稍微放松一下这些限制，以便我们当中的部分人能够负担得起稍微多满足一点自己的欲望，同时又不会剥夺他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在全球的穷人实现基本的经济保障水平之前，为什么少数富人却能够满足自己的众多奇思妙想，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界。但经济学家向我们保证，不管怎样，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唯一的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就是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这就是经济学家之所以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经济扩张的长篇故事的原因，好像作为人类，我们的任务始终都是要挣扎摆脱贫穷，获得更多的东西。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世界，会给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产生巨大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福祉的生态威胁，比如过度砍伐及捕鱼等。如果应对这些威胁意味着少做一点的话，那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种制约只能表现为一种退化，必遭人性的反抗。

对人性的这种解释支撑着标准的经济学观点，苏兹曼掌握的人类学证据正好可以让他反驳这种观点。在现实当中，稀缺性的假设只适用于人类存在的特定时期。在人类历史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人类都认为自身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家庭围绕着满足这些需求进行分工，活干完之后，人类就收工了。

当人们发现自己拥有大量的东西时，他们往往不会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为经济扩张服务的，而是用来举办大型聚会，就像在哥贝克力石阵发生的事情那样。在许多文化当中，在节日赠送甚至仪式性地毁掉自己的财产，是展示自己财富的常见方式。世界各地的人还在把微薄的收入花在精心策划的婚礼和葬礼上面，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是一种反常。

对苏兹曼来说，人类学对我们的前稀缺时代的洞察为经济学的后稀缺传统提供了支撑，他把这个跟凯恩斯的工作进行了关联。凯恩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在经济衰退期间，国家应该搞赤字支出，而不是平衡预算。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在提出这个观点时，凯恩斯不仅希望能够稳定西方经济，还希望超越这个，进入到后稀缺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类意识里基本上已经没有经济困扰这个东西了。凯恩斯断言，要想考虑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的话，经济学家就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学的本质。

五、人类的问题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如果你打算靠问大家偏爱什么来弄清楚为什么自己想要那些东西的话，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嘲笑你到无地自容。就像苏兹曼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没那么草率。他对人类欲望本质的洞察具备了人类学的精明。他把欲望分为两种类型，他称之为 “绝对”的需求（"absolute" needs）与 “相对”的欲求（"relative" wants）。比方说，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绝对的需要也许包括洁净水、公寓、运动服公交车卡等。而相对的欲求指的是那些有社会地位含义的东西，如奢侈品和常青藤教育等。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上层人士，就像不可能每个人都高于平均水平一样。跟基于社会地位的欲求无止境不同，绝对需要是有限的。

事实上，历史悠久的技术进步已经让我们以这种方式满足绝对需要成为可能：手段越来越辉煌，需要的工作时间却越来越少。凯恩斯预言，到了他孙子的那一代，我们就将拥有很多的建筑、机器与丰富的技能，足以克服任何真正的资源匮乏，从而满足我们的需要。（包括像21世纪对智能手机这样的新需求）。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欲求可能仍未得到满足。但在凯恩斯看来，欲求主要是对地位的渴望，而不是对财产的渴望。就算你给每人一双古驰休闲鞋也没用，因为一旦人人都穿古驰的话，那就没法成为地位的象征了。只有减少不平等的程度才能缓解整个社会对地位的焦虑，因为这样一来每个人的相对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凯恩斯认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与绝对需要得到满足，大家就会那么沮丧，也不用那么卖力了。相反，人们会把多余的精力放到各种“非经济目的”上。凯恩斯继续指出，在未来的后稀缺社会里，大家也许会非常享受工作，而且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就行了。

在苏兹曼看来，凯恩斯对未来工作时长的看法纯属偶得。苏兹曼指出，凯恩斯“首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者社会的研究不过是新兴的社会人类学里面的冰山一角。直到凯恩斯去世20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我们才了解到，在历史大部分的时间里，作为狩猎采集者的人类其实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时左右。凯恩斯对未来后稀缺时代的愿景，其实更像是前稀缺历史的复苏。人类的“根本经济问题”根本就不是稀缺，而是饱足。

六、经济增长的目的是维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

2017年，苏兹曼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原始富足》（Affluence Without Abundance）。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一旦日常工作对我们的身份不那么重要之后，我们可以向狩猎采集者的祖先那里学些什么？

他的续作《工作》这本书的关注重点正好相反。尽管内心告诉我们工作没必要那么努力，但为什么我们还是牢牢抓住自己基于工作的身份不放？在凯恩斯打比方的孙辈（他没有直系后裔）长大，变老，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很久，我们还是得继续长时间的工作，我们消耗的东西越来越多，给生物圈带来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显然，苏兹曼写道：“人类，还没有准备好申领共同的养老金。”那为什么我们不用不断增加的收入来换取更多的空闲时间呢？

《小康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这本书是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作品，这是他在1958年对战后美国经济的研究成果。在书中，他为上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答案。他提出，有人在操纵我们，让我们把相对的欲求当作绝对的需求，凯恩斯低估了我们被操纵的程度。通过广告的手段，像德比尔斯这样的公司在我们身上制造出我们之前没有过的欲望，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想要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就得买他们的产品。由于我们买像钻石这样的高价物品主要是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你得“赶上琼斯家”（keep up with the Joneses，比别人比阔）——可一旦有太多的人都有了这些东西，它们就会失去神秘感。然后，新的、更难得到的宝石必定会取代已经旧的、已经失去光泽的宝石。

加尔布雷思在1950年代写道，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种非理性的、无限度的生产观，原因很清楚：重点其实不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不管怎样，大多数其实都是制造出来的欲求），而是为了维持工人就业和工资增长。换句话来说，扩大生产起到了干扰的作用，这样大家就不那么关注经济再分配这个棘手的问题了。只要人人的收入都在增长，我们就不会那么关心谁比谁得多的事情了。

但在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不平等加剧的时代，加尔布雷思的解释不再站得住脚。就像苏兹曼的解释那样，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看到的是 “大脱钩”的现象，也就是富人的收入增长出了加速度，但其他人的收入增长却急剧放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本该引起对富裕国家无限制增长政治的质疑，可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长并没有缩短——事实上，美国的反而延长了。

苏兹曼借鉴了一位同行的工作作为加尔布雷思的补充。在《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这本书中，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详细介绍了充斥在经济当中的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那些整天按按钮，勾选复选框的人，各种各样的应声虫，这些并不能给经济带来真正价值。可是，格雷伯提出，我们的经济非但没有淘汰这类工作，反而似乎播撒到每一个角落。格雷伯猜测，狗屁工作的扩张是经济金融化的间接后果。随着经济变得更注重抽佣而不是新的生产，社会看起来更像是新封建主义（neo-feudal）而不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精英雇佣了一堆没有用的下属，以展示他们财富。

对于这种为了提供就业而安排的工作（make-work）的非理性形式为什么会在经济当作扩散，苏兹曼有自己的答案，不过他是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来审视问题的。他认为，自农业革命以来，我们之所以即便已经不需要工作也仍继续工作，是因为宇宙的自然法则使然。这个答案非常奇怪，因为它是从生命本身的背景条件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最近趋势。基本上，苏兹曼的观点认为，就像对其他所有生物所做的设定那样，大自然也给我们设好了程序，通过把体内剩余的能量消耗出去来处理剩余能量。由于精力过于充沛，但有没什么可做的，我们就通过工作来释放在内心积聚的紧张情绪。

七、生命的目的是死亡

苏兹曼得出这个结论似乎是通过这个论据：既然不多干而把时间花在追求快乐上（比如跟朋友呆在一起，做饭吃饭，唱歌睡觉）是人类的天性，那既然我们现在并没这么做的话，一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机制在发挥作用，促使我们去干活，直到精疲力竭，而不是把过剩的精力用来追求快乐。在苏兹曼看来，这种更深层次的机制最终必定是处在生物学本身这个层面上。

在一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弗洛伊德对死亡冲动的描述的文字里，苏兹曼推测“生物系统”很可能同样是自发涌现的，因为“它们在耗散热能的效率方面比很多无机形式都要高。”事实证明，生命体就是一个创造熵，或者制造无序的省力装置，被物理系统用来加速宇宙的热寂。苏兹曼认为，生命更深层次的目的，也就是作为“熵，洛基（The Trickster God，欺诈之神）”的工具，正在以我们才刚开始理解的多种方式呈现出来。

比方说，自从达尔文做了研究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雄性孔雀那华丽的尾羽是为了争夺配偶的而进化出来的结果。可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羽毛更漂亮的鸟类在跟和羽毛没那么好看的同类竞争时，并没有取得交配优势。苏兹曼断言，像孔雀尾巴这种耗能高的进化特征，除了为了消除能量过剩而“消耗能量”以外，别无他用。富足滋生卖弄。

在苏兹曼看来，人类生活也体现了同样的原理。人们在某些地质层中发现了大量的 “阿舍利手斧（Acheulean hand-axes）”。我们的祖先显然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用力敲岩石，直到把一头削尖。早期人类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各地制造并丢弃了大量这样的工具。问题是，作为手斧来说，阿舍利手斧其实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根据荷兰人类学家雷蒙德·科比（Raymond Corbey）与人合著的一篇很有趣的论文，苏兹曼认为，就像孔雀的尾巴一样，这些斧头的主要用途是为了消耗多余的能量。生命的机理对我们的程序设定就是这样，跟孔雀一样，当我们“精力过剩”时，我们就"按照墒之定律，去干活，把它给消耗掉"。

苏兹曼继续道，在农业的起源，以及后来“城镇与城市”的建设中，同样的熵定律也在发挥作用。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时候就不要再工作的人性，已经被要我们干到死的更深层的天性覆盖掉了？

苏兹曼认为，就像弗洛伊德的“爱神”（生的本能）与“死神”（死的本能）之争一样，这两个定律也在争夺在我们内心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一方面，技术突破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于完全的生产自动化，从而让大多数人都不再需要工作。这就是我们人性的一面，有突破到凯恩斯所谓的后稀缺社会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当今人类社会的政府还是像近代史的任何时候那样，仍对经济增长与创造就业念念不忘。”这种执念体现出了更深层次的生命力，可能会通过制造气候失控来毁灭人类。

八、后稀缺时代为什么没有到来？

有个问题令苏兹曼感到困惑，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未到达凯恩斯的后稀缺未来？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整整两代的经济学家。苏兹曼的回答尽管很有启发性，但到头来并不能令人满意。所有的生命可能都得遵从熵的旨意，去消耗掉剩余的能量，但人类肯定可以找到其他办法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人们可以围绕着举行聚会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继续充当晚期资本主义工作机器的齿轮。但是社会之所以维持现状，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们最好从凯恩斯本人身上寻找答案。凯恩斯远没把一周工作15个小时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进化结果。在写完关于他的孙辈的可能性的论文后，他把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解释那些阻碍人类到达后稀缺未来的力量上。

凯恩斯认为，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增长速度已经没法维持对劳动力的高需求，这种现象被他的弟子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称为“长期性经济停滞”（secular stagnation）。凯恩斯说，在我们生产出的建筑、机器和设备还远未能满足全人类的需求之前，这些固定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就已经低于能抵消给私人投资者带来的风险所需的水平。换句话说，在我们远未到达后稀缺时代之前，资本主义繁荣的引擎就开始失控了。其结果不是人人都不用工作那么多了，而是很多人都不能充分就业，而剩下的又工作过度。

鉴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就一直在下降，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经济学家认同凯恩斯的说法。由于到位的生产能力已经那么多了，购买新工厂与设备的回报率已经降到很低的水平。私人投资者越来越不愿意对经济扩张投资，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平均失业率上升。

各国政府面临让停滞不前的经济重回正轨的巨大压力。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率，一个接一个的国家试图通过加大支出、放松经济管制、减税等举措来吸引私人投资者加大投资。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低质量工作的数量，并导致不平等加剧，可对于恢复经济增长的引擎却几乎没什么作用。

凯恩斯认为，停滞将标志着资本主义发展走向终点，有这种想法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但跟其他的悲观科学实践者不同的是，跟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一样，凯恩斯把停滞看作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场悲剧。穆勒在19世纪40年代曾预期经济增长会结束。他认为：“迄今为止，所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类的日夜操劳呢？这是要打上问号的。” 一旦私人投资的洪流变成涓涓溪流，穆勒称之为进入“静止状态（stationary state）”时，社会也许就会开始利用自身的财富来改善普通大众的生活。为此，我们需要增加公共投资：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减轻他们的劳动负担，并转变所有权结构，创造合作经济。

凯恩斯一度被误传，说他主张在出现停滞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刺激私人需求，可以让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其实恰恰相反，正如经济学家詹姆斯·克罗蒂（James Crotty）所指出那样，凯恩斯承袭了穆勒的传统，自称为“自由社会主义者”。他设想在经济停滞后，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公共投资，从而取代私人投资成为稳定经济的主要动力。这种公共投资的目的不是为了吸引私人投资，而是通过直接提供公共产品来改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