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似乎主导了中国人，并肆无忌惮地侵袭到生活领域。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即便不喜欢自己的职业，但为了生存和收入，仍不得不为此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当一个人为了工作而放弃与家人相聚的时间，放弃娱乐和休闲，这无疑是一种煎熬。
于是，工作为何如此重要？这种现象是合理的吗？
在《工作的意义》一书中，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融合了人类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追溯了工作的起源，并分析了现代社会物资充裕，人们却要无休止工作的原因。
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绘制了一幅宏大的工作简史。他融合了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一直到智能化的人类未来，挑战了关于工作变革与人类进化的一些深刻的假设。
01 工作的变迁：狩猎采集部落的启示
作为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显然是以长时段来观察从史前至今的人类工作变迁。他首先告诉人们一个事实，在30万年智人历史中，人类有95%的时间主要以狩猎采集谋生。而在“富足的原始社会”，人们工作时间短，休闲、娱乐的时间长。
詹姆斯·苏兹曼研究了今天依然在非洲南部卡拉哈里沙漠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朱/霍安西原始部落，对他们的生活状态做出了细致描述。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人的需求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这种五阶段模式可分为不足需求和增长需求。前四个级别通常称为缺陷需求（D 需求），而最高级别称为增长需求（B 需求）。
对于人类而言，生存无疑是第一需求。人类最早的工作，也是为了谋求基本的生存。
詹姆斯·苏兹曼的考察显示，朱/霍安西部落的成年人每周只需要劳作15-17个小时，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同等数量不从事生产活动的亲属。此外，每周约花费20小时从事做饭、捡柴火、搭建住所以及制作和维修工具等活动。
与之相比，美国上班族花费在通勤、工作场所和家中琐事的时间是朱/霍安西部落人的两倍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詹姆斯·伍德伯恩长期追踪塞伦盖蒂高原埃亚西湖岸边的哈扎比部落。他观察到，哈扎比部落与朱/霍安西部落一样，他们从不倾向于收获超过当天所需数量的食物，从不劳心费力地储存食物。伍德伯恩将这种经济形态命名为“即时回报型”，以此与工业社会、农业社会“延迟回报型”对比。
“延迟回报型”往往是为了获得未来的回报，这构成了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的区别。此外，两者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区别也极其明显：“即时回报型”社会不存在等级制度，没有酋长、领袖或权威机构，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显著的物质财富差异。“即时回报型”注重“按需共享”，没有人能凌驾于他人之上。
不难看出，“即时回报型”的经济形态可谓只顾眼前。
在狩猎采集社会内部，任何人拥有值得分享的东西，都会被其他人索求分享，这种分享的义务无限。因此，一些能干者做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贡献，也必须平均分配给“吃白食者”或“乞讨者”。如果以现代人的观念来看，这对于能干者似乎不公平。但是，在“即时回报型”社会“按需共享”的原则之下，高度的个人主使得任何成员都不需要服从其他成员的强迫和权威，而严格的平等主义，又赋予了每个人自发向别人“征税”的权力。
那么，朱/霍安西部落如何维持能干者和“吃白食者”或“乞讨者”之间的和谐相处？这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侮辱猎人带回的肉”，二为分配猎物的技巧。
在朱/霍安西部落的人看来，狩猎带回的动物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但肉和肉的缺乏也是少数让所有人失去冷静的因素之一。因此，猎人把猎物带回营地时，不会得到赞扬。无论猎人带回的猎物有多么好，分享者总会抱怨数量不够或者猎物太瘦，而猎人展示猎物时要近乎表示歉意或谦卑——这就是“侮辱猎人带回的肉”。
此外，朱/霍安西部落还有一个特殊的分配技巧，以避免分发猎物时可能因为猎物的不同部位而产生矛盾。部落成员认为，肉的真正主人不是猎人，也不是负责分配肉的那个人，而是杀死动物那支箭的主人。一些猎人于是事先向不太热衷打猎的猎人借箭，以避免分配猎物的负担，这让一些老年人、近视者、畸形足者或懒人偶尔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当世界各地的智人大约在10000年以前逐渐开始发展农业，种植作物，驯养家畜并定居之后 ，人类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减轻了吗？詹姆斯·苏兹曼告诉读者，情况恰恰相反。原因在于，尽管农业社会的农耕生产力越来越高，但因为人口数量增长，需要从环境中获得更多的能量。这导致人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并采用新技术或新技能或种植新作物品种，并开垦新的土地，以维持生存之需。
换言之，人口的增长吞噬了农业增产的成果，而人口的增长使得资源的匮乏几乎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导致生活在化石燃料革命之前几百代农民寿命远远短于现代人，而他们的生存状况比之前狩猎采集的祖先更加艰难。
詹姆斯·苏兹曼描述农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或许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从《孟子·梁惠王上》 中可以看出来。孟子阐述当时老百姓期盼的生活标准极低：“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刘守刚《财政中国三千年》从财政制度角度揭示了帝制中国的财政规律：帝国改朝换代初期，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减少，在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财政可以正常运行。
等到人口迅速增长，官僚也逐渐增多，然后会出现财政问题，于是开始土地/财政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帝国就能正常运行；如果改革失败，帝国就走向衰落……如此往复循环。此外，清代康雍乾三朝人口大量增加，原因在于番薯的引进，让人们开垦一些以前不利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土地种植番薯。
尽管如此，据马戛尔尼使团的观察和记录，乾隆时代的下层民众生活清贫困苦，历史学者冯尔康在《清代社会日常生活》中总结了马戛尔尼及其使团成员的观察：“吃食粗粝，以贵人残羹为美食；衣衫不整，难于裹身；居住草屋，与牲畜同处”，饮食不如欧洲乞丐。这些记录，似乎与詹姆斯·苏兹曼的描述与分析相吻合。
《工作的意义》一书显示，古代的农民和狩猎采集者都会遭遇季节性食物短缺。在较长一段时间，农业社会虽然生产量高，但面临的危险更大。对狩猎采集者而言，他们倾向于生活在自然环境设定的范围中，可以依赖的食物来源达到了几十种。
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一旦遇上气候不利于某一种或某几种植物生长，但可能更适合其他植物生长。而农业社会一旦遇到持续的干旱或洪涝等灾难，就会面临巨大的生存风险。宋代诗人杨朴的诗歌即为明证：“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英国牧师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提出了被人们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的理论：人口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
马尔萨斯认为，让人口忙碌一直是上 帝的部分计划，确保人们永远不会繁荣到无所事事的地步，农民必须努力工作，他们热衷生育的原因在于不受控制的原始欲望；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工作越努力，获得的收成就越好。因为需要大量劳动力，所以农民就热衷生育，因此，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越陷越深。如果农民想避免挨饿，要么夺取邻居的土地，要么开垦新的土地。
1573年，克罗地亚商人本尼迪托·克特鲁戈里在《论商业与完美的商人》一书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美国国父富兰克林在19世纪把这句话发扬光大。但是，对狩猎采集者而言，充足的时间虽然是财富，但其价值从未与“稀缺性”挂钩，时间因而并非金钱。
而农民认为，自己与土地之间是债务关系，并将此扩展到人际关系。直系亲属或核心亲属之间可以分享，此外则是交换。在农业社会，每个人都要工作，没有免费的午餐。尽管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可能会嘲笑体力劳动者（中国的孔子也是如此），但是，在古希腊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中国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增广贤文》也有这样的句子：“勤奋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
人们坚信，勤劳总能得到回报。但是，唐朝诗人李绅的诗《悯农》揭示出了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境遇：“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02 富差距大，人们陷入“老鼠赛跑”的生活方式
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飞梭，使织布速度提高了一倍。1764年，詹姆士·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使纺纱跟上了织布的速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火种由纺织业点燃。蒸汽机驱动的自动化纺纱和织布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英格兰北部一度繁荣、以家庭为基础的手工纺织业受到很大冲击，这导致了很多人的不满。
1779年的一天，英格兰中部莱斯特郡的安斯泰村一家纺织厂的年轻学徒内德·卢德抓起一把木槌，砸坏了两台织布机。很快，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卢德运动”滋长，并迅速蔓延至全国。攻击工厂、毁坏机器甚至殴打老板和管理人员的暴行此起彼伏。英国议会在1788年和1812年先后通过《纺织机保护法》和《纺织机破坏法》，保护私有财产并严惩犯罪分子。而卢德主义也成了“技术恐惧症”的代名词。
卢德分子的运动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他们无法与机器竞争，只能进入工厂工作，而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工匠生计和生活方式，但这种情况下的反抗徒劳无功。按照经济学家熊彼得的观点，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第二，当工匠进入工厂成为工人后，处于悲惨的环境，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不久，卢德主义演变成劳工运动，并且在后来两个世纪改变了西欧和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活。
工业化革命之后，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到2008年初，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在人类进化史上还是首次。40年前，中国有80%的人住在农村，从1979年到2010年，有2.5亿人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
詹姆斯·苏兹曼认为，不同的需求和欲望，造就了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工作理由。
大多数人被攀比产生的“相对稀缺性”所捕获，希望通过长时间工作获得经济收益和阶层上升。而当下中国的现实显示，詹姆斯·苏兹曼忽视了另一个倾向：相当一部分人担心阶层下滑，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工作。但总体上，人类似乎变得“欲壑难填”，不得不为此做更多工作。一些人利用人们对地位的焦虑，制造相对需求，这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欲望。
另一方面，强制性合作的管理方法泰勒主义在企业中大行其道，福特等公司的效率和产能大大提高。从1930年到1980年，美国工人每周工作的时长维持在37-39小时，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少2-3小时。但是，从80年代开始，经济收益不再与工人福利挂钩，这被称为“大脱钩”，它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人的工资收入停滞不前，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之后，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个人和家庭债务越来越重。
詹姆斯·苏兹曼也对“人才争夺战”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这主要是咨询公司炮制出来的，它的结晶就是麦肯锡团队的《人才争夺战》一书。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教授杰弗里·普费弗批评了人才争夺战。他认为，企业成功的根源在于员工互相合作，过高宣扬某个个体可能会创造一种腐蚀性企业文化。
但对许多人来说，工作和休闲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这项活动是别人给我们付钱，还是我们主动付钱去做这件事。
詹姆斯·苏兹曼在书中尽管也提到了中国的现象，但他面对的主要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所产生的系统性财富失衡。2010年，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透明”新政要求，公开高收入官员薪资。此外，英国还在几年前颁布了一条法律，有至少 250 名员工的企业都要公布旗下不同性别员工的收入差距。这一项新规涉及了大概 9000 名雇主和 1500 万员工，这几乎是全英国一半的劳动人口数。此外，欧洲国家大都属于高税收高福利国家，而员工收入和高管的收入显然没有美国的差距那么巨大。
对此，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西班牙学者胡里奥·克雷斯波·麦克伦南在《欧洲：欧洲文明如何塑造世界》一书不无自豪地写到，“美国梦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方面的成就很突出，而欧洲梦则创造出更和谐的社会，防止社会贫富分化，避免人们落入一种被戏称为‘老鼠赛跑’的生活方式——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做着压力很大、无意义的工作。”
詹姆斯·苏兹曼在《工作的意义》一书的研究，他对狩猎采集部落生活方式和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的对比，从人类学角度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
但是，人的本性就是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人们都希望工作能够给自己带来有尊严的生活，类似狩猎采集部落那种贬低能干者的方式，平均主义，消灭所有特权的分配方式是否可行？如果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那么它或许就是一个选择问题：要么是美国式的低税收低福利，要么是欧洲国家的高税收高福利。
但是，按照财税专家李炜光教授的观点，中国目前的模式是高税收低福利。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人们更关心的或许是金融学者陈志武提出和分析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在他的同名著作中，已经给出了重要答案。
尽管如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很多中国人仍将不得不陷入“老鼠赛跑”的生活方式——除非你实现了财务自由，或者改变观念，降低自己的欲望，承受阶层下滑或物质困窘的后果。此外还有另一种解决之道：出家。
对于打工者而言，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或许是职场的内卷化。
